【越民生·走读马剑】名贤故里留遗馨 戴氏书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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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节 戴氏书楼

诸暨古为绍兴府八县之一，人文荟萃，素有私家藏书之风，古代书楼众多，书家辈出，其中马剑的戴氏书楼“富甲六郡”，也一时盛名。戴殿江“货产易之为造万卷书楼”的故事，更是脍炙人口。 

《浦阳建溪戴氏宗谱》中收入了清诰封中宪大夫、晋赠通议大夫、山西按察使戴殿江（1735—1819）所撰的《万卷楼藏书记》。是《记》不但详述订立《章程》之重要、江南主要书楼之概况、戴氏万卷楼之缘起，且详列读书、藏书、护书之法，这对图书馆史的研究无疑是极有价值的资料。

戴殿江在《藏书记》中认为，藏书之目的并非为了装饰门面，而是为了应用。他说，“有解事者以百什金捆载坊书归，而牙签锦帙，辉煌乎奇器名画之间，若是，亦何从言读有书矣？”而要使书楼长存不衰，首在订立《章程》，遵章而行，“苟非立有《章程》以守之，则其散也不必兵火也，虽聚犹勿聚矣”。 

他举例说：“大江之南称藏书者，祁氏（祁承，1563—1628）之‘旷园’、毛氏（毛晋 1599—1659）之‘汲古阁’、黄氏（黄虞稷，1629—1691）之‘千顷堂’其著也，而徐氏（徐乾学，1631—1694）‘传是楼’则尤著。若两浙藏书家有历三百馀年而整比如初者，则唯‘天一阁’范氏（范钦，1505—1585），自司马公没后，后人藏守极严。范友仲（范光燮，1613—1698）契戒引黄梨洲（黄宗羲，1610—1695）一登楼，为辑其《书目》以传，而其书之有入无出者如故也”。戴殿江认为，“‘传是楼’之所以甲于大江以南者，以能读也；‘天一阁’之所以甲于浙水东西者，以能守也”。由于他对“大江之南称藏书者”的情况烂熟于胸，所以才能总结出这些名楼皆因“立有《章程》”，“守藏极严”，“而其书之有入无出”，遂使历数百年而“整比如初”的宝贵经验。 

《藏书记》中详述了戴氏藏书楼之缘起：乾隆甲申（1764）岁，戴殿海（1741—1816）、戴殿泗（1746—1825）仲季游学吴山，购求《九灵山房遗集》……于是“武林之书肆、苕霅之书船、姑苏之估客，有好本无不致，积数年，书稍稍集”，适遇其时“嘉一大姓，积书数万卷，近以远官欲售”，“则买棹急往，发其所藏，凡吾欲得之书与未见之本多在焉。乃以千金致其书山中，而‘九灵山房’之藏书乃甲于浙东六郡矣”。其后，虽殿海历署教职，殿泗旋亦北上，且与藏书楼久阔，但由于藏书之《章程》具立，“凡曝书有期，修书有费，书目既定，永矢弗出，良友嗜学者，听就抄不听携去”，遂使书楼得免借书之痴、鬻书之不肖焉。《藏书记》中引黄梨洲之言曰“藏书者如护目睛”，引元儒程畏斋（程端礼，1271—1345）《读书分年日程》则谓“经史百家，皆当循序以进”。于是戴氏集合子姓而告之“分年读书之法”，又把“如护目睛”之喻作为藏书家之“四字诀”而遵之。我们从“集合子姓而告之”一语中可以看出，戴氏将“读书护书之法”遍告子姓，其实就是通过宣传，提高大家对书楼和书籍重要性的认识。

《浦阳建溪戴氏宗谱》多处载及“图书”及“图书馆”（藏书楼）所产生的巨大作用：万卷楼“藏书之富，甲于浙东六郡，而山中之知见始开明矣”（19 卷 2 页）。“戴廷职（1773—1853）……得博览所购万卷书籍（卷 20 第 36 页）。由于“藏书之富”，使得从此“山中之知见始开明”，由于“博览所购万卷书籍”，为学者的著书立说奠定了基础，遂致一批著述得以陆续问世。“图书馆”（藏书楼）的设立，大大改变了地处山陬僻壤之马剑戴氏的精神面貌。 

但令人痛惜的是，“咸丰辛酉（1861）秋，‘粤匪’窜扰建溪，……先世所遗‘万卷楼’书籍俱付之一炬”，近百年之藏书楼遂毁于一旦矣。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一睹万卷楼的风采，只能从一些简单粗糙的文字记载中去想象它当年的辉煌了。 

综合性学习： 

开展古迹寻踪活动，和同学们一起到万卷楼的遗址走一走。

延伸阅读： 

戴殿江其人 

戴殿江（1735 ～ 1819），清藏书家，字襟三（出自王勃《滕王阁序》“襟三江而带五湖”一语），号履斋。增广生，幼年拜张泰卿为师，达 10 余年。晚年与当地藏书家朱兴悌友谊极深。乾隆三十五年（1770）其弟于杭州得先祖遗书，遂刊刻付印。又与弟条例祖宗遗事，作《年谱》1 卷。刻有《齐息园师水道提纲》。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），又购进桐乡汪文柏、汪文桢兄弟藏书 5 万余卷，要价千金亦在所不惜，藏书之名，列于浙东六郡之首。有藏书处曰“万卷楼”，著有《履斋文集》、《永思轩文抄》、《金华理学粹编》。